一個涉外詐騙案，嫌疑人為何沒有批捕？

　　【案情簡介】

　　2018年9月份，劉某與代持人Tom（柬籍，中文名：程某）和Jerry一起購買柬埔寨某省某區土地一塊，面積為3853平米，價格為1300美元一平米，共5008900美元。為此，劉某成立了A房地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劉某任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按照柬埔寨法律規定，因為土地產權還沒過戶，政府還未批準成立該公司，但材料已提交當地政府商務部門）。

　　2018年10月，劉某回國，經人介紹認識了吳某。吳某多次到劉某投資的土地和攪拌站考察，吳某托朋友多次說情，想參與劉某的投資項目。吳某與劉某約定，吳某投資100萬美元（土地已升值，按估值1000萬美元計算），劉某將其所持有公司股權的10%轉讓給吳某，劉某幫吳某代持。劉某收到吳某的投資款后，將資金以支票或打款方式支付給了代持人Tom個人或其指定的法院或辦案律師的銀行賬戶，并備注土地或土地律師費。

　　因疫情等原因，該土地項目推進緩慢。2021年7月份，吳某提出退股，劉某表示待土地手續全部辦理完畢并將土地變賣后按照其股份才能變現退股。

　　2021年9月份，吳某向上海市某區公安局以劉某對其詐騙進行報案。警方對劉某發布紅色通緝。2023年9月27日，劉某回國投案，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對劉某予以刑事拘留。

　　【處理結果】

　　上海市某區檢察院對劉某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

　　【律師解讀】

　　接受委托后，先后四次往返北京上海，前后會見八次，向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提交調取證據申請書、取保候審申請書、不予批準逮捕申請書，根據詐騙罪構成要件，提交三百二十一頁證據材料。最終，某區檢察院對劉某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具體如下：

　　一、劉某沒有虛構事實。

　　1、劉某在轉讓股份前已經購買土地并支付部分款項。

　　劉某通過朋友介紹認識吳某時，此時土地買賣協議已經簽署，150萬美元已經支付，土地在迅速升值。吳某本人多次親自去土地所在地現場考察后，通過朋友多次說情，劉某才同意轉讓其股份給吳某。

　　2、吳某帶領風水師（和尚）考察土地，并與其他股東參與討論土地開發設計方案。

　　二、劉某沒有侵占吳某的個人財產。

　　詐騙罪是典型的目的犯，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具備詐騙故意，同時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要分析劉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要看其實施的具體客觀行為。

　　1、劉某在接受吳某投資并向代持人Tom本人及其指定的銀行賬戶付款的過程中，其付出的資金金額完全大于吳某投資金額，能完全覆蓋吳某的投資金額。雖然有些是以人民幣方式、有些是以美元方式進行支付，打入個人賬戶，但這是柬埔寨的交易慣例，也是出于交易便利性的目的，無論什么樣的形式，但客觀上達到目的即可。

　　2、吳某入股投資之后，劉某也在土地購買上支付了150萬美元，還差大概有70多萬美元未支付給代持人Tom或法院，原因是土地硬卡還沒有變更，尾款還沒有全部支付，但劉某已支付款項超過100萬美元。由于購買時價格較低，吳某受讓股份時土地升值很大，劉某也跟吳某說明土地已升值很多，吳某經過考察評估后也同意按照升值后的價格購買。吳某受讓股份后，曾有買主愿意以2000萬美元購買該宗土地，吳某不愿意出售，還阻止劉某出售該塊土地?？梢?，土地升值很大。

　　3、吳某沒有退股，其還是A公司股東，只是股份暫由劉某代持而已。

　　雖然吳某向劉某支付了轉讓款，劉某承認收到該款項，但該部分財產份額沒有降低，案涉土地仍然存在并處于升值狀態。土地硬卡過戶后，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可以進行開發，也可以按照升值后的價格進行出售。吳某按照10%的比例受償時會獲得相當高的溢價，遠遠高于將資金存入金融機構獲得的收益，即其投入入股的股份并非化為烏有，只是暫時還沒有變現而已。

　　三、劉某沒有使吳某陷入錯誤認識

　　詐騙罪的構成，要求行為人在客觀上有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被害人因其行為產生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產，造成被害人損失。本案中：

　　1、劉某購買和開發土地項目本身是真實存在的，并未虛構、隱瞞真相，土地升值也是告訴了吳某。吳某入股也是通過朋友等再三說情，去土地實地考察，并與其他股東一起討論土地開發和設計方案，說明其對投資入股沒有陷入錯誤認識。

　　2、吳某的股份問題，其他股東也是認可的，并不是說一定不能退，只是要召開股東會共同討論表決決定，評估公司土地資產，根據評估后的資產價值按比例方能退還。吳某要求退股時，劉某與賣主的土地購買爭議還在訴訟中，土地價值不好評估，此時退伙比較麻煩，資產評估也不精準，其他股東不同意此時退股。

　　3、并非劉某不與吳某簽署股份轉讓協議，而是吳某主動提出待土地硬卡變更到代持人Tom名下后，注冊公司時一并簽署，明確其股份即可，并非劉某不愿簽署。

　　四、本案的其他焦點問題。

　　1、本案屬于典型的經濟糾紛，其他法律救濟途徑可以解決。

　　吳某投資入股一個企業，在企業經營過程中退股，這屬于正常的商業經營中的經濟糾紛。在中國《公司法》中，完全可以通過轉讓股權、要求公司收購股權等方式退出股東身份，如果其他股東不同意，可以向股東之外的第三人轉讓甚至可以申請解散公司，這些在《公司法》上均有制度安排，在柬埔寨也是同樣。作為經濟糾紛，吳某完全可以通過司法訴訟途徑解決，這也符合《民法典》合同編的精神。

　　2、本案應重點參照柬埔寨的刑事和土地相關法律判斷本案。

　　劉某曾因本案主動自行到柬埔寨內政部接受調查，根據柬埔寨當地的法律規定、交易習慣、社會慣例等，柬埔寨內政部經過調查，結論是劉某不構成犯罪。因行為發生地主要是在柬埔寨境內進行，應充分考慮柬埔寨的法律規定、政策習俗、交易慣例等，充分考慮民事違法（違約）與刑事犯罪的界限。

　　3、本案還應考慮鼓勵交易與打擊犯罪的平衡問題。

　　刑法在立法時就具有謙抑性原則，即考慮刑事手段打擊的必要性。本案中，劉某和吳某的爭議從實質上講就是典型的經濟糾紛，特殊是在境外土地買賣、共同開發，并且土地在買賣過程中存在糾紛，經歷疫情時長時間的停止導致時間拉長，吳某無法忍受長時間的等待而認為劉某在實施詐騙行為，拖延戰術，認為購買土地是子虛烏有之事，因而報案。但從事實上講，劉某確實一直盯著土地買賣項目之事，并在該宗土地買賣上付出了時間精力，支付了很多款項，購買土地之事也確實屬實。

　　從本質上，中國企業或商人在境外發展符合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戰略，多參與交易才能有更多更大發展，這些應當是鼓勵的。劉某確實法律意識不高，嚴重缺乏法律知識，只顧交易而沒有重視法律合規，單純質樸的認為“只要把地拿到手，早晚都有澄清的一天……事實會證明一切……”，其主觀確實沒有詐騙的故意，但忽視了重點交易行為簽署書面協議的重要性和交易行為的合規合法性，對其行為以刑事手段打擊存在明顯過當。

　　4、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最高檢、公安部、最高法等相關文件精神，本案不應當以刑事立案。

　　近些年，黨中央、國務院、兩高一部都格外重視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經濟糾紛處理，從規范司法解決途徑抓起，多部文件精神都注重要求以訴訟手段解決經濟糾紛，嚴禁辦案機關借刑事立案插手經濟糾紛。辯護人認為，本案屬于經濟糾紛，不應當屬于公安機關立案管轄范圍，也不符合黨中央、兩高一部等一系列的通知精神，應當予以糾正。

　　綜上，上海市某區檢察院對劉某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